正如文中所言,离职公务员大多有扎实的文字功底,组织、管理、协调能力比较强,对政策的敏感性高,那是必须的,
受青睐、受热捧也在情理之中,但热到被诸多企业所争抢的地步,就未免让人费解了。锣鼓听声,说话听音,其实,“掌握政府部门的人脉资源”,这话才说到了点
子上。人脉就是商机,商机就意味着赚钱,但商机不能有玄机,若透支行政权力与再就业商家实现“共赢”就不太地道了。 

有公务员辞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自由流动的一种正常现象,公务员的职业选择应当得到尊重,其合法权利应予保护。但如何区分人才的正常流动和官员潜在的利益交换?如何完善相关法规政策?是法治政府建设亟待认真解决完善的问题。
今年春节之后的3月,对于曾被认为端着“金饭碗”的公务员群体来说颇不平静。
3月11日美国某律师事务所宣布,近期刚刚从中国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与反垄断局辞职的一位工作人员加入了该事务所反垄断和竞争法业务部,引起社会的关注。
近期,不时传出有国家机关或地方官员跳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更加完善的当下,跳槽本不稀奇,个人选择也无可厚非。而人们关心的,是有的曾经在关键岗位供职的人士,他们跳槽,是否会对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带来损失?是否会因为某些“藕断丝连”的关系造成不正当竞争?
正当权利与“神仙下凡”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事科学院原院长吴江强调:“公务员的离职首先是公务员法赋予公务员的正当权利。”
“当前公务员的离职应当视为正常现象。”吴江认为,从历史上看每逢经济政策利好、改革力度加大的时期,公务员群体的离职数量就会出现上升。当前公务员中离职现象主要集中于青年群体,这与前一阶段盲目“公务员热”现象之后的消化、调整有关。现在的年轻人更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加之政府打破壁垒、挤压灰色空间的改革成效又开始显现,“公务员”这三个字不再具备太多身份和特殊的优势,进而正在回归为正常的社会职业选择。
然而,在普通公务员之外,掌握一定决策权力的领导干部的跳槽往往较为敏感,而这主要与人们对“期权腐败”和利用影响力参与腐败的疑虑有关。
“期权腐败”,就是领导干部在位时以权谋私,留待退休或离职后以各种形式兑现“回报”,因有人将其类比于商业上的“期权交易”而得名。与之相关联的,我国刑法也同时有“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相关规定,如果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来影响其原来的同事、下属等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同样构成犯罪。“在日本,这种现象被称作‘神仙下凡’。”吴江说,“神仙下凡还是神仙,不坐在神坛上不意味着不能左右神坛。”
如何区分人才的正常流动和官员潜在的利益交换?如何完善相关法规政策,从而避免无序和损失?正在成为一个亟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也是法治政府建设必须加以重视的课题。
从业限制“不会过期”
从2006年起施行的公务员法对辞职辞退有专章予以规定,尤其是在“法律责任”一章中特别规定了公务员离职后的从业限制。公务员法第102条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公务员的离职从业限制不是个新鲜事物,在中国古代的吏治文化中就有诸如“南人官北,北人官南”的任职回避的传统。离职从业限制在法律制度的层面之外,有了一层“避嫌”的职业伦理的色彩。
“但这绝不是‘竞业禁止’”,吴江认为所谓“竞业禁止”是一个商业活动中的概念,其出发点是防止商业竞争对手之间的利益冲突,“规定公务员离职从业限制的出发点是为了防止损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比如违反国家保密制度、影响政策制度的公平公正等。”
因此,曾参与公务员法起草的吴江表示,即使是“领导三年,普通公务员两年”的时间限制,也仅仅只是从法律上在权力和营利性活动之间做出了一个适当分隔,但并不意味着这一间隔就足以防止诸如“期权腐败”等权钱交易的发生,更不意味着就可以和商业上的“竞业禁止”一样,一旦过了限制期就不再受到约束。如果离职官员与原职务有关的行为可能影响到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限制就不会过期。”吴江说。
离职监督失之于松
“我国现行公务员法中已有的一些制度和规定,其实在现实中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落实。”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任进表示,尽管官员离职的从业限制在制度设计层面较企业高管更为严格,但在实际执行中却还存在失之于松的现象。
现行的公务员法对官员离职的监督主要设置两道“关卡”:第一道“关卡”是官员的离职审批,公务员要辞去公职的,任免机关在接到书面申请之后,应当在30天内予以审批,其中对领导成员辞去公职的申请,则审批时间延长为90天;第二道“关卡”是违反从业限制的处罚,即先由公务员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则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对接收单位责令清退和处以罚款。
任进表示,一旦官员离开公务员队伍,再由组织或人事部门责令改正,则其实际效果有待商榷。与此同时,分“发现”与“查处”两个环节,导致了发现问题的机关没有查处的权力,而负责查处的部门又没有发现的义务,令规定有沦为“僵尸条款”之虞。“我到工商部门上课时,甚至发现几乎没人知道他们还有公务员法赋予的这项权力。”
吴江认为现在至少可以在“第一道关”上多做文章。这要求一方面准备辞职的公务员应当向主管部门自觉做出承诺,另一方面组织人事主管部门也应当对人员去向有所了解与跟踪,对于认为存在不应批准离职的情形,尚有严格把关调档、转人事关系等环节的可行手段来加以限制。
看紧“旋转门”
有学者观点认为公务员法第102条关于离职从业限制的规定属于“旋转门条款”,形象地描述了个人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双向的转换角色、穿梭交叉。
但事实上,我国现行的规章制度还主要是着眼于规范公务员的向外流出。特别是在职业技能相近的法律职业内部,由于人员流动更为频繁,因而制度也相对更为完善。我国的法官法就规定:“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二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并且,法律更进一步要求法官一旦“下海”,就不得再代理原任职法院审理的案件。类似的地区回避和从业期限限制的规定也出现在检察官法和律师法中。
从全球范围来看,“旋转门”在各国政府面前都是一道难题。一味强调紧闭“旋转门”,也会引发不小的副作用:一方面,公务员的合理有序流动本身也是其新陈代谢的基本需要,也是优化队伍结构、拓宽吸引优秀人才渠道的基本途径;另一方面,若公务员被身份或职位的僵化过度束缚,容易沾染职业官僚的沉沉暮气,既不利于增强政府组织的生机和活力,也不利于公务员个人的职业规划与价值实现。
记者采访中,专家普遍认为,官员离职从业限制中最为关键、也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如何界定公务员法第102条所说的“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由于公务员法没有做出更为细致的规定,则对这个规定予以解释的宽严尺度就掌握在了具体受理辞职申请的批准机关手里。吴江认为,从程序上对解释过程加以规范就尤为必要:先由所在单位根据实际情况直接加以明确;如果自己不清楚,则请示相关公务员主管部门。而中国社科院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则认为,建立利益冲突的评估机制势在必行。
“总之,把握的一个底线就是鼓励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的自由流动,但不能以牺牲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为代价。”吴江说。

新加坡将公务员分为行政管理类、专业类和部门三类。行政管理类包括直接参与部长制定政策的人,专业类公务员包括医生、教师、工程师和律师,部门类公务员主要是移民局的官员、警察、监狱官和消防人员。[3]

此次《意见》对违规企业的处罚以及对主管部门监督审查不力的问责都涉及到要“视情节轻重”来给予不同程度的处罚,庄德水建议,为了确保政策落实,做到公平公正的惩处,哪些类型或情形属于情节严重,后续也应进一步明确。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公务员[微博]辞职意愿增加,一些企业甚至开始托猎头寻找离职公务员。为何离职公务员受到如此青睐?记者发现,除了工作作风严谨,组织管
理能力强之外,熟知政府流程、办事风格,掌握政府部门的人脉资源,让离职公务员成为房地产、金融和互联网三大受政策影响最强的行业所争抢的对象(据4月
26日《北京青年报》)。 

国家公务员的职务晋升,分为国家政务类公务员的晋升、国家业务类公务员的晋升、国家政党类公务员的晋升、国家企事业单位公务员的晋升。必须坚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原则,注重工作实绩。国家政务类公务员的晋升必须是依照宪法和组织法的规定,由原来的较低职级的公务员当选为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的各种官员,使职务晋升的。晋升国家业务类公务员的职务,必须在国家核定的职务序列逐级晋升。个别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特别突出的,可以越一级晋升,但是必须按照规定在职数限额内进行。国家公务员晋升职务,应当具备拟任职务所要求的资格条件。晋升国家业务类公务员的职务,应当按照规定报有关部门同意。晋升政党类公务员职务的必须依照各类政党的党纲和政党章程的规定,经党内选举或党组织的任命方可晋升。晋升企事业单位公务员职务须依照晋升较低一级企事业单位公务员德才状况,管理或经营工作实绩予以确定。

公务员法第102条也规定,公务员辞职或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3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离职公务员成为香饽饽,既释放出我国当下重拳惩腐的积极信号,又暗藏玄机,值得警惕。实践证明,竞业禁止规定设置一定服务期和过渡期,
对于保障国家行政秩序和行政效能,让离职官员去行政色彩,剪除异化的行政羽翼,有效防止衍生的腐化弊端,具有显著作用。但为了更好的疗效,我们还尚需完善
配套措施,形成良性监管机制,除了列明公务员离职后的禁入领域和行业外,还应当建立公务员离职审查备案、离职去向跟踪报告等制度,对他们离职后的行为进行
定期监督检查,以保证其阳光作业,合乎规范。

加拿大的公务员包括联邦政府公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地方的公务员,并且分别管理。在联邦雇员中国防军事人员、非财政委员会管理的公司和独立机构的员工皇家骑警和穿制服的人员、国营企业的员工不属公务员。具体包括各部以及政府机构,中央机构及内阁和委员会的监督或执行机构,服务性的部制定规章的机构。[8]既包括管理人员又包括体力工人。还包括有些部属培训机构的管理人员和教师。

此次《意见》规定各级机关中原系领导班子成员的公务员以及其他担任县处级以上职务的公务员,辞去公职后3年内,不得接受原任职务管辖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中介机构或其他营利性组织的聘任,个人不得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对于非领导班子成员或县处级以下公务员的离职后从业行为,《意见》规定的“冻结期”为辞去公职后两年。

  当然,公务员享有辞
职的权利,但享有权利的同时,还必须履行义务,尤其要遵守国家关于竞业禁止方面的规定。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
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对违反
的,公务员法同时作出了处罚性规定。刑法修正案(七)增设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也将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为谋取私利行为上升到刑
罚处罚的高度来规制。人是活的,可以自由择业,但规定是死的,必须严格遵守,绝不能让这些规定成为摆设。 

[11]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96页。

法治周末记者赵晨熙

  离职公务员虽然解甲归
田,但是多年形成的工作关系和职务之便,同样在办起事来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而不少商家也正是看好了这部分群体的先天优势,让其尽展“余威”,释放
“余热”,以实现市场利益最大化。这种你情我愿、按劳付酬的合作关系看似符合劳动法的规定,也活跃了劳动力市场,但实则暗潮涌动,不仅易造成不正当竞争,
还有可能招致权力寻租和利益输送,形成变种的官款相傍,影响职务的廉洁性,破坏政治生态,让党的事业和百姓利益受损。 

国家公务员与个人或组织的关系是基于行政机关与公务员的关系而发生的。此种关系是单方形成的,与个人、组织的意志无关。公务员与个人、组织的关系表现为下列方面:公务员有权以行政机关的名义对个人、组织实施管理,并依采用各种强制手段;公务员有义务履行职责,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接受个人、组织的监督;个人、组织有服从和协助公务员所实施的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义务;同时享有建议、批评、控告、申诉、复议和诉讼的权利。

对于每个身在职场的人而言,辞职都不是一个陌生的词语。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为了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专业方向,亦或是那说起来“俗气”但又最为人所看重的工资待遇,实际中,谁都可能面临着辞职的选择。

[7]同上书,370-371页。

强化监管是关键

公务员的辞职、辞退、退休

“要准确把握和执行政策,正确对待公务员依法辞去公职行为。”“支持人才的合理流动,充分尊重和保障辞去公职人员合法就业和创业的权益。”事实上,此次《意见》已经明确表明了国家对公务员辞职选择的尊重和理解。

公务员法应当是一个由宪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组织法、法官法、检察官法、警察法、监察法、公务员法作为法律层面,以国务院有关公务员管理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有关公务员管理的地方法规以及国务院部委及地方公务员管理的行政规章一起构成的法律体系。

从时间、就业方向上进行限制,辞职后还要汇报自己的从业去向,有些人认为这样的规范对于想要辞职的公务员群体是否过于“苛刻”?

国家公务员职务实行选任制、委任制,部分职务实行聘任制。选任制公务员在选举结果发生法律效力后即为公务员身份,此类公务员主要是依照宪法和组织法的规定产生的,在法律规定的任职期限届满未能连任、任期内辞职、被罢免、被撤职又无其他委任制或聘任制公务员职位转任的就不再为国家公务员身份。国家公务员管理机构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公务员管理机构及其工作部门按照规定任免权限和程序任免国家公务员。

意在预防滋生腐败

加拿大和大利亚的公务员的范围远远大于美国公务员范围。美国行政机关中有些职位具有政策决定权力应具有较大的支配力以及其他一些例外情况,因而不受公务员法律限制。[11]

这个规定,在庄德水看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对企业的震慑力,也能够避免一些“别有用心”的企业用各种方法试图“拉拢”刚离职的公职人员。

[8]同上书,428页。

企业频频向公职人员伸出“橄榄枝”,大多是看重了他们所在职位所掌握的丰富社会资源和人脉,特别是那些原先就涉及审批等重要领域的公务员

任职回避。国家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行政首长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监察、审计、人事、财务工作。国家公务员执行公务时,涉及本人或者涉及上面所列亲属关系人员的利害关系的,必须回避。

“对公务员辞职进行规范同样不是为了‘断绝’公职人员与企业的关系,而是为了更好地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必要举措之一。”竹立家说。

调任,是指国家机关以外的工作人同调入国家机关担任领导职务或者助理调研员以上非领导职务,以及国家公务员调出国家行政机关任职。调入国家机关任职的,必须经过严格考核,具备拟任职务所要求的政治思想水平、工作能力以及相应的资格条件。考核合格的,应当到行政学院或者其他指定的培训机构接受培训,然后正式任职。国家公务员调出国家机关到企事业单位后,则成为企事业单位国家公务员。

“但这些规定不仅分散在多个法规文件中,还存在口径不统一、表述模糊等问题。”竹立家指出,比如,公务员法虽然对此进行了限制,但对何为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并没有明晰界定,连最基本的“限入领域”都存在模糊,极易导致规定沦为虚设。

国家公务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免职。转换职位任职的;晋升或者降低职务的;离职学习期限超过一年的;因健康原因不能坚持正常工作一年以上的;退休的;因其他原因职务发生变化的。国家公务员担任不同层次领导职务的最高年龄,依国家法律规定。基于合同的聘任制公务员的存在,一旦国家基于聘任公务员的合同履行完毕时,该公务员即不再担任某种公务员的职务。

公务员辞职的话题并不是这两年才热起来的,对此曾做过调研的竹立家发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从此前了解的辞职公务员情况来看,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是很受市场欢迎的。

国家公务员管理机构的法律责任

但对于公务员群体而言,由于其工作身份和性质的特殊性,他们的辞职将受到一定的限制。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时期,公务员立法处治不同的制度设计和观点,公务员制度的完善亦是一个探索过程,学习国内外公务员管理的法治化经验,以行政效率的提高和行政能力的增强为目标的公务员立法可以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并成为国家法治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不能期亟一部单行法律所能完成,而是根据各个不同领域的公务员管理的特征分别制定法律规则,并使这些规则相互协调,最终创制出完善的公务员法律体系。

“这是此前相关规定所没有的,是新规的一个创新之处。”竹立家表示,从个人辞职报告从业去向并备案到辞职后相关部门建立监督检查制度,相当于构建了一个对辞职公务员权力全链条监督的机制。

公务员的义务和权利

如何能确保公务员辞职再就业后没有“越线”?《意见》要求,公务员申请辞去公职时应如实报告从业去向,签署承诺书,在从业限制期限内主动报告从业变动情况;公务员原所在单位在批准辞去公职前要与本人谈话,了解从业意向,提醒严格遵守从业限制规定。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公务员法部不应当仅仅是狭义上的一部单行的公务员法典,而应当是对公务员管理的一个法律法规体系,需要强调一个公务员法是一个法律法规乃至规章的集合,我们的任务应当是在公务员管理的基本规则确定后,制定一系列主从有序法律法规,并且关注中央与地方在公务员管理立法的权限的和谐行使。在德国现行的公务员法包括议会通过的32部法律,在我国台湾地区公务员法律也有《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公职人员任用法》、《公务员服务法》、《公务人员保障法》、《公务人员俸给法》、《公务人员退休法》、《公务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公务员惩戒法》、《公务人员考绩法》《公务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公务人员抚恤法》等11部之多,且有配套法规270多部。事实上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不可能用一部公务员法解决公务员管理中的所有问题。这也凸现了我国公务员立法的艰巨性。

《意见》对公务员辞职后的“任职规避”划出明确范围,并设置了时间限制的“冻结期”。同时要求公务员申请辞去公职时应如实报告从业去向,签署承诺书,在从业限制期限内主动报告从业变动情况。

当我们确定了公务员法应当调整的范围不仅仅是行政机关的人员还包括人大、法院、检察院的部分人员政党以及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各级政协的公务员和国营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时,现存的由人事部和各级地方人事部门作为人事管理机构将因管理领域和管理的权威等原因而不能适应。国外人事管理机构依其与政府行政组织的关系可分为三种类型:即部外制管理机构在政府行政组织外设置独立地人事管理机构,地位超然,部易受到政党和行政长官的干涉,集中人力和财力对人事行政进行管理,其不足是人事权与行政权分离行政机关和行政首长往往部原配合;部内制管理机构法国、德国为代表)即在政府行政系统内设置人事机构,这种体制可防止职权上的矛盾又可避免工作上的重复,事权统一便于合作,从而增进效率。不足是各行政部门人事管理各自为政,管理标准不统一易发生行政首长以亲疏好恶用人;易于折中制管理机构设置相对独立地人事管理机构,以克服单纯部外制或部内制的不足,兼采两者之长。

对此,竹立家强调,《意见》的出台绝不是要对公务员辞职这种行为进行禁止或干涉,而是要尽可能地铲除因公务员辞职后可能带来的腐败滋生土壤。

公务员的交流。国家公务员按照其同等职级可以在国家各类机关内部交流,也可以与企业、事业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流。交流包括调任、转任、轮换和挂职锻炼。国家机关每年应有一定比例的国家公务员进行交流。各级国家机关接受调任、转任和轮换的国家公务员,应当有相应的职位空缺。

此外,除了加大外部监督外,庄德水认为,也应考虑建立起辞职公务员在限制期内定期汇报的制度,这种汇报不光是在期限内变更工作时要汇报,在限制期内也应进行个人就业情况的定期汇报。这样做一方面能提高辞职公务员的自律意识,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对这类人群外部监管的效率。

[14]中国不实行政党轮流执政的多党制度,故国家公务员亦没有政务类和业务类的划分。一般的理由是:1、我国不存在多党竞争条件下的内阁更替,各级政府组成人员在保证国家行政管理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上起着重要作用;2、国外政务类公务员和业务类公务员是相互分离的两大体系,而我国各级政府组成人员与其他政府工作人员之间有着紧的联系和广泛的交流。(参见舒放、王克良主编:《国家公务员制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页。)3、根据现行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国国家公务员分为各级人民政府组成人员的公务员和其他国家行政机关的公务员。各级人民政府组成人员根据组织法由各级国家权力机关选举或决定产生,其任期与相应政府每届的任期相同。政府换届后,上一届政府组成人员可在下一届政府中连任,如其不连任下届政府组成人员,可转任为业务类公务员。(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18页。

“原因无它,曾经手中‘握有’实权的公职干部拥有较为丰富的人脉和资源。”竹立家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恰恰是很多企业求之不得的。”

确定一个国家公务员的范围,应当根据这个国家对公务员管理的法治状况,依照中国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公务员的范围,中国的立法、司法、党派、工、青、妇的工作人员以及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不属国家公务员。但是中国经过十多年的公务员依法管理的实践,目前国家公务人员中除了国家行政机关的公务员被明确为国家公务员外,在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中从事辅助性或事务性工作的人员和国有企事业机构的管理人员尚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因此,完善对现有的行政机关公务员管理的法律法规,分别制定中国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党派以及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国家公务人员的法律、法规是目前国家公务员立法的基本任务。

近日,中组部、人社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公务员局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公务员辞去公职后从业行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10]同上书,第185页。

北京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直言,企业频频向公职人员伸出“橄榄枝”,大多是看重了他们所在职位所掌握的丰富社会资源和人脉,特别是那些原先就涉及审批等重要领域的公务员,即便在离职后,这些“权力余热”也不会很快消失,如果不对辞职后的就业领域等进行限制和规范,这些“公职遗产”就可能带来隐蔽性较强、监管难度大的期权腐败等行为。

国外通过公务员立法建立起公务员制度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制定公务员法后再制定各种补充法规、条例和实施细则,;二是没有公务员法,只是制定一些单行法规、条例和规定;三是虽有公务员法,但事过境迁已被许多单行法规所取代。[13]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意见》不仅明确工商、市场监管部门要对经查实的违规从业人员进行处罚,而且对那些违规接收尚处于限制期内的公务员的企业,同样也要处以相关人员违规从业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在当今中国总结公务员暂行条例实施十多年来的经验,将其上升为法律的讨论中,国家公务员的概念及公务员法的调整范围必然首先被提出来讨论的问题。

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看来,此举并非“控制”或“限制”公务员辞职,而是意图通过对公务员辞职后的动向进行规范,来将公务员“二次就业”可能带来的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彻底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讨论公务员概念和公务员法调整范围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对公务员管理的法治化,如何确定公务员的范围与该国的实际法律生活和社会生活相联系。那么中国现行的公务员概念应如何改造才能适应依法对公务员管理的需要呢?

近两年媒体也曾多次曝光,很多离职公务员成为房地产、金融和互联网等几大行业争抢的对象。此前就有媒体报道,从2007年至2014年,广州市先后有11位处级以上官员“下海”,其中有8人出自城建系统,最终有7人进入了房企任职。

人事管理机构的设立

此前就不乏一些企业巧立名目,通过设立诸如企业特别顾问、名誉经理等特殊职位来试图“拉拢”公务员,因此,庄德水认为,强调这一规定具有现实意义,明确工商、市场监管部门对违规从业现象的处罚权也有利于明确监管机构,落实执行。

[5]同上书,275页。

明确划定“原任职务管辖地区和业务范围内”这一红线,并结合此前相关规定设置了“冻结期”,与以往相比,竹立家认为,此次新规更有针对性,也具有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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